中国现代雕塑发端于19世纪末，随着国门渐开，西学东渐，身抱艺术之志而远涉欧美的学子渐次加入振兴中国艺术事业的行列。他们将所学之技，在国势衰微、战局混乱中，尽其所能地为政治领袖、民族俊杰、普通大众塑造了与中华原有传统手法相异的雕像。

其新人新风的意义在于，首先使百年前的国人大众看到了“西洋派”塑造当代人形象的现实状貌，培植了时为崭新的雕塑艺术之审美心理，了解、接受并认可“新派”雕塑艺术鼓舞民气的巨大作用(如各地的“国父”孙中山塑像)。其次，引导了大批后来者立志以改造国故、振兴雕塑事业为己任。他们立足本土文化根基，又吸纳欧美文化传统，先后返国，或投身于教育，或投身于抗战，或投身于建设，或投身于中国古代雕塑艺术遗产的考察与整理研究等工作，开辟了新天地。经过数代艺术家的不懈努力，逐步建立完善现代雕塑教育的完备学科，并以此为起点，培养造就了大批的雕塑人才。而这些人才远赴域外，吸收、学习了欧美雕塑体系之外的新的风格技法后，使得中国雕塑队伍的整体学术视野更上层楼，雕塑教育体系与创作局面建构了覆盖全国的均衡态势。

上世纪50年代是新中国雕塑事业的一个光辉亮点。在以北京十大建筑为代表的国家工程中，20世纪初至中叶的老中青雕塑家们获得了当时最大规模的雕塑创作任务，产生一批既有时代烙印又有西洋学科影响，同时尽可能具有民族传统因素的作品。

上世纪60年代末，全国的雕塑创作高潮再起。关注时事政治，表现革命传统，在写实的同时，更加自觉与纯熟地吸收民族民间雕刻手法成为当时雕塑艺术的代表性特征。

“文革”期间，雕塑教学队伍虽未有实质性扩大，但上世纪前叶及50年代以来的雕塑家仍在艰难生存之中进行着创作。从上世纪初走来的雕塑前辈们此时或相继故去，或已垂垂老矣，由于战乱颠沛、居所逼仄乃至各种动荡运动，他们的大量作品或创作小稿(多为石膏质地)，在迁徙中或损毁，或丢失，或传留给儿孙后人，许多作品已不知所终。它们的流失是中国现代艺术史实、史料的缺失，更是身为雕塑事业后来者责任的缺失。

高等学府、文化机构以及曾经受惠于他们作品营养的雕塑工作者们，到了为他们的遗作(包括作品图像、文献资料、寸尺小稿等)建立档案以及寻找最后归宿的时候了。

诚然，中国的雕塑前辈由于国情现状的制约，鲜有达到欧美雕塑家那样的丰厚条件或巨大数量，但他们的确是我们曾经真实的历史。毕加索、德加、马蒂斯等诸多西方大师虽不以雕塑名世，但今人却将他们留下的盈尺小稿、戏泥之作都推崇为传世名作，而中华国土上一个多世纪以来的雕塑先学们却鲜为人知，这是历史的无奈，也是历史的荒唐。

在新文化运动中引进西学而改造民族传统遗风的雕塑前辈，在20世纪的百年间，因生命的先后凋谢而逐渐被遗忘。这种状况延续至今。据最新版《中国美术大辞典》记载，自19世纪末出洋学习雕塑至20世纪末已故的被载入小传的雕塑家仅有43人，有半数左右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故去，他们的名字已为多数青年所不知。即便是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故去的雕塑家们，他们的作品如今安在？

笔者以为，应组建中国现代雕塑艺术馆并成立相关的雕塑艺术研究机构，尽快搜集相关的图片资料乃至作品，包括遗存的雕塑小稿、草图、艺术札记，作品的变体稿、出版物、著作或相关工具用品，以实物、文献的方式来填补被遗忘的历史。

对于已故雕塑家的遗作，建议先铸铜以作永久的留存。有能力有条件的雕塑家们为历史资料计，可以有意识地记录自己有价值的活动资料。不仅要拍摄影像资料，更要将作品资料、创作小稿、草图、艺术手记、尺牍小品统统整理、编号、铸铜。

总之，建立机构与搜集、研究百年来中国雕塑家的作品及艺术成就，是当今文化建设工作中的应有部分，愿有识之士共促之。

（责任编辑：王婉莹）